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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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治者实行开明的对外政策,有利于我国科技文化正常发展;统治者对外来宗教采取“兼容并包”,促进了我国文化的丰富多彩;

  思考:用系统论的方法从政治、经济、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统治者的政策、劳动人民的作用等方面分析各个时期科技文化发展的原因。

  古代各个历史阶段,因不同的经济政治发展水平,造就了各具时代特征的文化成就。

  1、春秋战国:伴随着社会大变革,科技繁荣,学术思想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为后世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2、秦汉:国家统一,生产发展,各族政治经济联系加强,科技文化进一步发展。思想上“焚书坑儒”与“独尊儒术”取代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造纸术发明,天文、历法、医学成就显著。

  特点:①统一与多样化有机结合;②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③水平居世界先进行列;④气势恢弘

  3、三国两晋南北朝:封建国家分裂,民族大融合时期。佛教盛行,宗教画流行,石窟艺术发展,范缜《神灭论》、北方《齐民要术》和少数民族的民歌都体现了这一阶段的特征。

  4、隋唐:封建经济繁荣,科技文化达到当时世界最高水平,许多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如赵州桥、雕版印刷术、测量子午线、唐本草等等。不仅影响到亚洲的文化发展,而且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步,形成“中华文化圈”。

  6、明清:传统科技继续发展,出现了总结性的科学巨著,但继而转为停滞。伴随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反封建民主思想诞生了。

  一定时期的文化成就就是该时期政治、经济的反映:文化属于上层建筑,政治制度、政策法律、政治统治、国家体制等也属于上层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因此,一定时期的文化成就既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也反映当时的政治状况。

  辩证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成就:中国古代文化灿烂辉煌,面对辉煌的文化成就,我们应辩证认识:一是要正确认识各王朝文化繁荣与前代文化的关系,不要只看到当朝而忽视前朝文化的影响,要注意文化发展的继承性。二是要正确认识中外文化交流,不要只见中国文化外传对世界发展贡献,而忽视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要注意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三是要正确认识社会政治经济与科技文化的关系,不要只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忽视上层建筑及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意识能动地影响社会存在。四是评价历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思想主张和作品的社会地位、影响,既要注意其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更要将其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评析。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人的思想、主张和作品,都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对待中国文化成就,我们应坚持批判继承和古为今用原则,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应将其发扬光大,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

  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

  (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

  (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的封建等级观等。

  相传著《道德经》,该书包含辩证法思想,认为各种事物都有对立面,对立的双方互相转化,主张无为希望社会退回到小国寡民状态。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丘 提出仁的学说,主张以德治民,兴办私学,广收门徒,提出了许多教学原则和方法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荀况 著《荀子》认为自然界的变化有一定的规律,人力能征服自然,应该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儒家的代表,唯物主义思想家

  庄周 著《庄子》鄙视富贵利禄,痛恨社会不公平现象,认为有用不如无用好。

  著《韩非子》认为有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主张法论,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法家重要的代表

  西汉 董仲舒 对儒家学说加以发挥,宣扬大一统思想,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顾炎武 主张学以致用,反对空发议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王夫之 认为世界是物质构成,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重视实践对人的认识作用。

  政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要内容,政治思想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原始社会没有阶级,人人平等,在氏族和部落联盟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氏族首领由公举显贤能产生,即“禅让制”。阶级社会产生后,王位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走向崩溃封建制度确立,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代表各阶级利益的思想家纷纷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如何确定治国方针上,影响较大的有三种学派:儒家、、法家和道家。

  推崇人治、礼治、德政、仁政,强调道德感化。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孟子加以继承和发展,进一步提出“仁政”学说,主要内容是“民贵君轻”。荀子也提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水喻民,以舟喻君,强调民心的作用。但是春秋战国时因不合时宜未受重用,秦朝时焚书坑儒使儒家学说遭灭顶之灾,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董仲舒把阴阳家神化君权的学说和法家尊君抑臣的思想揉合进儒家思想,提出“大一统”思想,这种学说符合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受到重用。从此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法家提倡法治,强调法的作用和暴力统治,主张用法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法家的治国模式是以严刑酷法为根本,,实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韩非的法家思想为秦王采纳,成为他灭六国,建立专制体制的理论根据,但是单纯的法家思想导致苛政暴敛促使秦朝灭亡。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实际上已经吸取了法家的主张。

  春秋时期的老子和战国时期的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道家劝告统治者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应该顺应时势民心,才能达到天下大治。这就是他们说的“无为则无不为”。秦以后,每逢大乱平息,人民急需休养生息之时,“无为而治”就受到重视。如汉初统治者的休养生息,唐初太宗说:“君能清静,百姓何能不安乐乎?”,明初,太祖告诫地方官吏:“要在生养安息之。”这些都是无为而治思想的反映。

  综上所述,儒、法、道三家的主张虽然都不相同,但确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历代发展和融合,逐步形成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严刑酷法为辅佐,以道家权术为手段的治国模式,这就是古代被称为“外儒内法,而济之以道”的治国特征。

  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政治的趋势不外乎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试分析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以唐朝有关史实说明上述论点,并从中得出你的认识。

  ②法家提倡“法治”,即强调法的作用,主张用法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③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即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顺应时势和民心。秦汉以后,每逢大乱平息,人民急需休养生息时,这种现点便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法家是先秦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其变法思想和法治主张具有务实和进取精神,推动了当时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为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法家这套建立在富国强兵基础上的以法律为根本,以愚民为手段,法术势相结合,实行君主专制主义的治国模式是很适合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口味和需要,因此很快成为秦国的治国路线和统治工具。秦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巩固统一,另一方面又采取一系列重赋税、严苛法、滥用民力的政策,远远超出了农民所能承受的程度,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使那些本来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措施,在实际上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法家的思想导致了秦朝的早亡。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法家和道家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为封建统治者设计了各具特色的治国思想,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思考: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的产生、改造、发展的基本路线及其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关系。

  ⑴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春秋时的孔子。孔子提出“仁”的学说,要求统治者能够体贴民情,爱惜民力。他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的学说后来成为我国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对后世影响极大。

  ⑵战国时期的孟子发展了儒家思想。孟子主张实行“仁政”,让农民有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的劳动时间。他还主张放宽刑罚,减轻赋税。但他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为统治阶级辩护的思想。

  ⑶汉武帝时,儒生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一步发挥。他宣传天是万物的主宰,皇帝是天子,代表天统治人民。全国人民都要服从皇帝的统治。宣扬“大一统”思想。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接受。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认识法家思想的进步作用及其在历史上的消极作用。运用现象和本质的原理分析认识儒家思想:统治者总是鼓吹儒家“仁政、德治”,要求广大人民群众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要求自己,顺从他们的统治,人民稍有反抗,则严酷。统治者打着“仁政、德治”的旗号,实际上实行的是严刑峻法鱼肉人民。

  我们今天倡导的“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同历史上的“法治、德治”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现在是要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

  依法治国就是党领导的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必须按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家,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以德治国就是要努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奠定良好的伦理道德基础,有效地运用伦理调控手段治理国家。

  法治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精神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不可偏废。这体现了普遍联系的哲学原理。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体现了发展的观点;它也是建设、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

  以德治国体现了组织领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国家职能。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以德治国的核心。

  中国古代重视教化立国,但主要是出于统治阶级政治的需要。奴隶社会中文化教育被官府垄断,只有贵族子弟能够受教育。春秋时期的孔子兴办私学,广收门徒,突破官府对教育的垄断,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弟子三千,贤者七二。这在当时是不容易的。

  封建社会的教育目的是为封建统治者培养人才,以扩大统治基础。从西汉武帝起,推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用儒家思想教育青年子弟。汉武帝在长安兴办太学,还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作为教学内容,这些内容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传统课程。

  唐朝学校制度完备,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整套学校体制。中央有国子学、太学等,地方有州、县、乡学。开始确立了专业教育,有了算学、天文、医学等自然科学的专业学校。国家推行科举制,既为统治者网罗人才,又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安史之乱后,唐代的私人办学多了起来,大文学家韩愈、柳宗元都办过学。

  宋代学校制度更加完备,中央有太学、国子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等,以太学和国子学最重要。地方的州、县学也很兴盛。王安石变法时,对科举和学校制度进行过改革,如在太学设三个等级,逐级淘汰不合格的生员,品学兼优者可以不经考试直接出任官职。官办学校外,私人讲学的书院在北宋兴起。书院依封建伦理观念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行,在学习方法上也鼓励讨论、辩难和让学生自讲心得,风气较活跃。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长沙岳麓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太室山南的嵩阳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是当时著名的五大书院。

  明朝中央官学初名国子学,后改为国子监,学生成为监生,地方设府、州、县学。科举考试规章严格。三年一试,分为乡试(在省举行,中试者为举人)、会试(举人到京城参加会试,及格者参加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试,中试者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

  明朝各级学校教育体现出君主专制的强烈色彩,校规更严格,绝对禁止学生对人对事持有自己的见解,对违反封建伦理道德的行为加以严惩。

  明中期以来,书院较为盛行。后期的东林书院以其评议朝政活动著名,后遭到魏忠贤得迫害。

  清朝前期的科举和学校基本上承袭明代制度,但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和文化专制,而书院在清朝时期逐渐成为官办学校。到了近代1905年科举制度终于被废除。 自己整理一下这些资料,加点自己的东西就o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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